总之,别骗自己
下午在咖啡店整理拖了很久的读书笔记。其中一本是 Clay Shirky 的《小米:智能手机和中国梦》(Little Rice: Smartphones, Xiaomi, and the Chinese Dream)。
Shirky 教授这本书写的不怎么样,不过有句话我还是记了下来:
“使用 VPN 没有反抗的意味:中国人有翻越障碍的悠久传统,从买电影票的队伍到路口的红绿灯,防火墙只是另一个障碍而已。”
谁说不是呢?
过去一年,不管和谁聊到信息控制的话题,听到的都是关于情况不好的感慨。同行、投资人、在台湾媒体工作过的记者,甚至连稚嫩的面试者也都这么说。
不过抱怨完以后,大家都会小心避开。到最后,政策带来的影响只是经营(以及生存)的一个成本。
之前采访一个互联网社区的创始人,谈到社区管理问题的时候我问为什么有些内容消失了。他的回答是有些东西太敏感,你们迟早也会遇到。
我的反应差不多是,“对啊,但我想问的不是那一类内容…”然后我们就非敏感内容的管制讨论了下去。
当时我没觉得这段有什么问题,毕竟不拿掉敏感内容,难道关网站么?我是这么想的,那位采访对象大概也一样。谁也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什么错。
但做了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应该心安理得。
年前在单向街的一个活动上听 Eric Abrahamsen 说起自己的故事。这位翻译 2001 年来中国读书,有天一个卖药的公司请他参加讲座,在台上扮演来自美国的著名医生,穿大褂站着不说话,报酬是几百块钱。
Eric 说自己当时只觉得可以喝好几天青岛,没觉得有什么错,直到半年后才意识到问题。现在 Eric 的主要工作是将中文作家的作品翻译为英文,他最新意识到的问题是自己和中国的部委合作似乎也不太对。
说白了,绕着政策走的人和年轻时的 Eric Abrahamsen 也没什么不同。尽管我们看上去都比在台上傻站着的 Eric 体面得多,有节制地抱怨几句,还能收获一堆支持。
恶心的东西来了,比主动当喉舌的傻逼,默默走开可能是好不少。
写写不趋附的文章、做个不靠权力寻租的生意也都是有意义,同样也有回报。
但如果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为了公司运作和个人生存所做的事没有为这个糟糕环境的存在作出什么贡献,那未免也太自欺欺人了。












